1958年，我在家乡的高邮县中学读高二。建国初期，国家号召年轻人向科学进军，把青春献给祖国。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一句话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因为所写作文屡得老师好评，虽明知作文写得再好，不如数理化吃香，心中却暗暗萌生了作家梦，从那时开始了集报（剪报）。每从报刊上读到好作品，只要有可能，都留下收藏起来，并细心地装订好、编号收藏，至今装订好的集报已136卷，将单本叠加直立起来，总高度达3.5米。另，我还自编了《汪曾祺研究资料汇编》，至今亦有厚厚25卷，共约250万字，这其实也是集报。人们印象中，数字总是枯燥抽象的，但我每想到集报，66年、136卷、3.5米高，还有《汪研资料》25卷，这四个方面的数字，在我眼前顿时变得具体、形象、可感，甚至是鲜活起来。

现在，喜欢集报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的集报目标各异，情况也就不同。我有句话深藏心中久矣，但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也没在文章中写过，那是为了避嫌，怕人说狂妄。现在想想，已85岁高龄了，心中有话，也不必欲说还休，不妨坦言。

近年来，我不断见到许多文友，发表文章对我的集报热情赞扬。原新华报业集团负责人许鸿祥先生，曾发表评论说：“（作者因为集报）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开辟了自身不断学习、获取知识的一个崭新渠道，真是人人都有攀山路，各自芬芳径不同。让人既惊叹，又钦佩！”（见许鸿祥文：《充满诗意的人生》，《扬子晚报》2017/1·21）还有一位国内资深报告文学作家杨旭,我视他如师，十多年前的一天，他偶然看到我的《勉耕斋集报》，大为惊异，兴趣盎然，又索看了几卷。他勉励我说：“你数十年孜孜不倦集报，不只显示了你的毅力和追求，提高了你的写作与研究水平，也保存了大量珍贵资料，一举多得，在江苏文学界少有，依我之还算见闻颇多的阅历，在全国文学界也是少见。”这两位都不喜欢逢场作戏，也从不随便谬夸他人，他们写我、夸我，均出自真诚，我都深受感动，并一直牢记心中。

每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我不敢说集报（剪报）最好，但作为一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出生在闭塞乡村、却偏偏喜爱读书写作的人，回顾我的漫长文学之路，能走到今天，除了出生不久，就遇到全国解放、新中国诞生这些政治的、社会的根本原因外，出外读书、特别是考上高中以后在学好功课之余，将集报作为“获取知识的一个崭新渠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的写作主要是散文与汪曾祺研究两个方面。散文佳作少，但所写的是率真之作，不装腔作势，更不会无病呻吟。汪曾祺研究的“研究”二字，是循惯例用上的，并不妥切。只因为与汪曾祺同为高邮人，他的文学成就我早有所闻：如果算上我高中读书时与汪曾祺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曾庆（海珊）同班，且两人相处很好，那就更早了。是海珊告诉我：“大哥曾祺在北京工作，他是作家”。我听后一直记在心中，这也是我对汪曾祺有比较多的的了解的直接原因。新时期到来后，搁笔多年的汪曾祺复出文坛，文思泉涌，特别是他的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散文，产生了深广的社会影响，震动了文坛，但连文学界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这话是汪曾祺告诉我的）。我凭着很早就掌握的那些虽不十分丰富、却也数量不少的宝贵素材，开始写宣传、介绍、研究汪曾祺的文字，在国内许多报刊发表，引起新闻文艺界、甚至有关领导部门的注意。当海外发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从来长期是工农兵稳坐首席，这一天，却发表了汪曾祺写下的以小和尚为主角的《受戒》，他们就觉得，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不是空穴来风，是动真格了。有关部门决定在面向海外宣传的《中国文学》、重点宣传一下汪曾祺和他的作品，却一时找不到可以配发的评论文字。在这特别时刻，我在《北京文学》1980年10月号发表的、近万字的评论汪曾祺小说的文章，有幸被选中摘要发表……时间那么急促，有关部门甚至都没有与我联系，都是汪曾祺代办了。其实，当时汪曾祺还没见过我。用英、法等多国文字印发的《中国文学》，担负着面向海外、主要是向西方国家宣传中国的重任；不发稿费，只象征性地给些“发表费”，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两篇重要作品，只给了25元……所有这些都是汪曾祺后来告诉我的。

常有文章称我是“汪曾祺研究第一人”，我从未自己说过，更没承认过。但我是最早宣传汪曾祺的作者之一，这是事实，我也就不谦让了。

回到集报上来，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搞集报吗？我的回答是：集报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充实、快乐！生命不息，集报不止！近日在赠好友的一本书时，突然来了兴致 ，我在扉页题诗四句：也曾年轻也曾狂，转眼两鬓发如霜。平生喜欢三件事，读书集报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