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1日，由省电影局、省文联主办，省电影家协会、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承办的电影《觅渡》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省内20余位领导、专家和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影片的题材立意、人物塑造、艺术特色、美学表达、影片宣发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交流，并就重大历史题材作品的创新性表达，展开了一场生动热烈的讨论。本公众号将陆续刊发专家的发言文章。

走进他们的内心越深，他们的故事越感人

文/潘 讯

传记电影是讲述人的故事，讲述人的故事，就是开掘人的内心世界。

电影《觅渡》由瞿秋白生命中最后三个多月的断续回忆，连缀起他与张太雷、恽代英三人的成长史、交往史、战斗史。不同于一般传记电影的一人一传，《觅渡》是三人的合传。三人之中，固然以瞿秋白为叙事主体，但是，一部写三人，对揭示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一种映衬，更是一种增强。“常州三杰”横空出世，是群体性的，也是地域性的。在电影叙事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太多的相似。他们都出生在深具文化积淀的仕宦之家（恽代英虽祖上移居武昌，但“毗陵”始终是恽家恋恋不去的文化故乡）；他们都接受过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都精通一门以上的外语，甚至有过海外求学的经历；他们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联袂走上了革命道路，又为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孕育“常州三杰”的江南，是传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社会近代化转型的前沿。因此，“三杰”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性的，他们身上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跨越，体现了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跨越。但是，跨越并不容易。

跨越是严肃的思想探索，是艰难的人生抉择。《觅渡》能够做到大处着眼，汇聚提炼出“三杰”人物的共性，放大出人物内心的最大心理场域。他们的“觅渡”，就不仅仅是为个人找出路，而具有了社会、历史、文化的意义，与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休戚相关。

开掘内心当然不能停步于共性叙事，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要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更要有一枝向幽深处漫溯的“长篙”。写瞿秋白，电影抓住了《多余的话》。这是一枝“长篙”，又是一把解锁人物内心隐秘的钥匙。丁玲是瞿秋白的故人，1942年在瞿秋白牺牲7年之后，她在悼念萧红的文章中，想起了“秋白”。丁玲说：“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丁玲：《风雨中忆萧红》）50年后，梁衡写出了他的名篇《觅渡，觅渡，渡何处？》，他以近乎呐喊的激情写道：“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电影《觅渡》延续了丁玲、梁衡的思索，将瞿秋白内心的纵横胶着与坦荡光明贯穿于全剧的叙事中，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先驱者怦怦的心跳。

一个有血有肉、可敬可悯的瞿秋白在我们面前复活了。对待生命，他欣赏柏格森的“生命的进化不外意识的激潮”；对待爱情，他化用佛教经典“欲因爱生，命因欲有”；他说“生命可以牺牲给革命，但心灵要容许我做飞鸟的歌唱”，又说“人是不会死的，有时候死是另一种活。”即便在长汀监中，他一面写“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一面又写了“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这就是真实的内心世界，这就是真实的瞿秋白。在艰难的精神跋涉中他洞穿了生死，成全了信仰。

对人物内心的开掘还要落实到真实可感的细节镜头中。细节不仅是情感的纤微流露，更是丰富内心世界的叠加。这样的细节设计和镜头捕捉，在《觅渡》中有许多感人处。有一幕是张太雷从苏联归国，回家探望年迈苍苍的母亲。镜头是俯拍的，幽深的天井、斑驳的墙壁、潮湿的地面，无一不显出孤寂凄凉。母亲只是背对镜头坐着，远归的游子悄悄地走过去，在母亲身后慢慢蹲下，伸出双手抚住母亲的肩头，并不做声。母亲没有惊喜，也没有回头，她仿佛在时刻等待着爱子的归来，她只是轻轻地唤了一声“雷”，就这样靠在孩子的怀里抽泣起来。这个小镜头只有一分多钟，却令人过目不忘。还有一幕同样蕴含着感人的力量。6月17日是瞿秋白牺牲的前一日，已经得知自己将被“就地正法”，瞿秋白却想起“今天是太雷的生日”。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画面：桌上摆着三副酒筷，他要借着这为自己“送行”的酒水，为太雷“祝寿”，为代英追悼。醉眼朦胧中，秋白与太雷、代英重逢了。于是有了这样一段穿越生死的对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我们何必要这个躯壳？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这不是后死者瞿秋白对昔日战友的追问，这是一个生命追赶两个亡灵的誓词。

“常州三杰”全部的心灵秘密，都在这“自问自答”里了。

作者简介

潘 讯，省文联办公室副主任兼网络文艺传播部主任，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