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从高适的视角出发，讲述他与李白交织的整个人生，更像是一部具有纪实性质的人物传记故事片，把高适和李白这两个当时的普通人，放置在盛唐到安史之乱近40年的历史变迁中，呈现了他们对功名的追求、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对时代的书写。正是这种有血有肉的故事、这种普通人的社会实践，让文献古籍中的唐诗文化“幻化”成一种可以让今人感性把握的“电影作品”。

“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挣扎”早已是影视作品喜爱探究的经典主题之一了，这次的《长安三万里》采用一段历史中的普通人物的经历告知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于借古通今，在于让今人之文化生产创造性呈现出古人的人性、精神和价值取向。

马克思认为，“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他强调文化是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和能力，既是抉择目的(理性思维)的活动和能力，又是实现自行抉择的目的(实践行为)的活动和能力，突出了文化的主体和能动创造性。马克思认为，文化是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对象化中产生的，是以人化为基础，以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实质的，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因素，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

《长安三万里》所展示的盛唐文化，是以高适和李白两个基层小民为主角的在求取功名这个实践中形成的饱含着精神和信念的诗歌形式，是盛唐时期处于基层的文人武士在追求功名的理性驱使下所经历的坎坷崎岖，这种坎坷崎岖带来的人生体悟，转化为集中叫做“唐诗”的文学创作，成为盛唐时期流行的文化形式，也饱含着沉淀下来的基因传之后世。而今人之如《长安三万里》的创作，又是今人对浸透着古代士人不羁、向上精神的文化遗产的再创造，其目的不应该仅是回顾历史，而更是以古喻今、鞭策来者。所以，影视文化更是一种目的性明确的当代的文化实践的重要方式。

一、作为作品本体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再生产

对《长安三万里》的评价总体褒扬，但依然是多样性的，赞誉者多、质疑者有，智者见山、仁者见水，没有绝对的对错。作为影视作品，它追求的是本质真实，是对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再创造，我们评价它的主要标准，是看这个作品是否是闭环的、自洽的，是否把那段历史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较好地呈现出来了。这是剧，不是历史考古、不是历史纪录片，也不是《中国诗词大会》这种文化知识竞赛节目，或者《典籍里的中国》这种文化节目，可以运用有限的影视化手段来增强可看性。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以今人之审美、习惯，今人之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去创作、去再生产。总体看，这部影片在历史情境中，把诗歌与人物境遇结合起来，使得诗歌不再是传之后世的文献，它带着人物生活的温度，是人物“人化”的过程的体现和结果。通过高适、李白为主的人物的生活，观众可以更好地理解李白诗歌的浪漫豪放和高适边塞诗的冷峻沉稳。这是在一个盛世大唐变迁大局中的人的多样化的立体图景，也是文化多样性、丰富性的必然基础。

具象化和故事化可以增强传统文化的传播效果。再宏阔的历史、再多彩的文化，作为既成历史的社会实践，需要给后人启迪的，不是要求儿童齐诵唐诗，甚或作为教育作品被“安排”。李白与高适，一者飞扬，行为处事多是随心所欲，狂放不羁；一者沉稳，待人接物往往诚心实意，恪守信条。二人互为镜像，折射出的是他们彼此的遭际和心事，也是千年后观众的遭际和心事。优秀的作品，是鼓舞人、激励人的，是要通过历史人物、事件和文化的再生产，让我们领悟到那些优秀的历史人物面对困境的抗争精神、处世态度和处事方法，以便今人面对壮阔而复杂的当代环境，掀开“躺平、内卷、佛系”的面纱，以浪漫或现实的姿态，投入到生活创造和文化的实践中。

意象化和意境化有利于抽象文化传播的落实和渗透。影片设置了诸多意象，相扑、黄鹤楼、扬州桥、大鸟鹏和仙鹤、杯中月。相扑之虚实关系，其实是构建两位主角命运的明线。李白与高适有三次相扑，初识时李白决定教高适相扑，年轻的肉体和凌云壮志意气风发，李白胜；李白到梁园探望高适，都遭遇了挫折，在村头水溪边对斗，你来我往，最终高适胜；李白入道开坛，在黄河边高适决定离开去边疆可能再也不见，两个落魄穷途肉身松弛的中年人，李白完败。相扑之变，恰是高适和李白处事哲学在复杂政治环境下的角力。影片最后讲到高适之所以大胜吐蕃军队，是受到李白教他的相扑讲究虚实的启发。

作品中黄鹤楼一共出现了3次，李白与高适由青春飞扬到山河破碎，黄鹤楼是豪情到悲情变迁的象征。扬州桥出现了2次，高适青年到晚年两次经过，24桥仍在，却是换了人间。影片开头翱翔蓝天的大鹏、高潮时李白开坛一众饮者驾鹤飞翔，是昂扬得意到低迷失意的写照。杯中月出现2次，李白返家落拓见高适窗边举杯见月吟诵《静夜思》，黄河边入道醉饮时高适见杯中月破例大饮，杯中月是人生低谷、世事如镜花水月般的象征。此外，月亮在影片中作为环境出现了多次，以及“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平安想象，是民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作为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的文化生产

马克思认为，文化是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观念、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实际应用来看，他们的文化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的。这就需要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出发来考察文化，从而揭示出它所处历史阶段上的文化是什么性质。无论哪个朝代，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是以权力为本位或以宗法血统为本位，所以文化的功能主要是体现人与人的依赖关系。

追光动画近几年来着力生产了合家欢、新传说、新神榜、新文化4个系列，《长安三万里》是“新文化”的开篇之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

一是，要充分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创造的矩阵。当前，电影、影视剧、综艺节目依然是群众最喜欢的内容表达方式，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化的方式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视化生产。像追光动画这种系列化的生产方式，值得推广。戏曲戏剧、杂技等舞台艺术形式，在近几年也有很好的表现，像江苏省杂技团、南京市杂技团创作的《芦苇青青菜花黄》《四季江淮》《金箍棒》《黎明前夜》《大桥》等杂技剧，聚焦传统文化、江苏文化和红色文化，创新了艺术表达形式。

二是，要充分运用各类传播渠道传播手段，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化展开转化和发展。IP化是文化生产系列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的趋势，要充分运用数字游戏、短视频等群众参与性强的现代传播形式，利用网络平台、数字化工具和各类园区场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加入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和传播的大军中来。此外，像数字出版、数字艺术、元宇宙、数字场馆展陈等多种数字化文化形式，需要积极运用起来。像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播出后，西安就做了一个“长安十二时辰”文旅街区，作为首个沉浸式唐风市井生活街区，把唐朝文化生动地与当代商业、旅游结合起来。还有《原神》这个开放世界游戏及其微博，把中国风、非遗嵌入进去，在微博、B站、油管、推特等国内外平台吸粉数千万，必胜客、凯迪拉克与其开展联合营销，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在追光这样的观看型文化内容生产上面，我们需要考虑合理开展内容、文旅、游戏、商业等相关领域的跨界融合，全面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性的转化和发展。

作者简介

作者系南京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