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动画大片《长安三万里》热映，佳评如潮，但我更关心的是对于它的争议。争议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都有关剧作。一是认为剧情散漫无主线，流水账叙事，另一指责则更为致命，影片集中于描述的高适和李白的人生交集，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内容，以及故事发生的时空，皆为虚构。在影片叙事的三元素——视点、时间和空间上，《长安三万里》一言以蔽之，就是高适之传，及其口述的李白和眼中的盛世长安。在近四十年时间的长卷叙事中，剧作紧扣这三点，丝毫无旁枝逸出。问题在于，你是否认同影片中的这个高适？

长安三万里，当然是要写大唐盛世，但我们每一个人在时代中的感受，都是冷暖自知的。所以，影片不从宏大历史入手，而从人物入手，而且是一般人不太熟悉的人物，通过他的眼睛，去写一个更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剧作上，这是陌生化的写法。高适是陌生的，他眼中的李白、杜甫也自然是陌生的，这个视点的立意首先就是新的。

其次，为什么不写李白，写杜甫，而写高适？写人物传记，胡兰成看完林语堂写的苏东坡说，人不可写比自己高的人物。哪怕是林语堂，也写不好苏东坡。因为苏东坡太高。所以，写李白是难的，写高适就平易近人，他和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一样，资质平庸，但是胸怀壮志，心怀理想，屡败屡战，但最终成就了大业。高适传就是一个励志故事，是最能被广泛接受的。

再次，以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去看一个比他高很多的人，去讲述这个人的故事，当然不可视为历史，把《长安三万里》当作历史科普来看，就会陷入真实的泥淖。

这是一个故事，更是单方面口述的故事，高适口述李白是被程公公逼的，是在内忧外困的肃杀氛围中从头缓缓道来。一开篇，二人关系就成为关系到大唐国运的核心机密。这样的戏剧性其实直接告诉观众，不可陷在史实的泥淖里，更不必去锱铢必较。

盛世文学靠的是什么？是想象力，《长安三万里》通篇展示出的，就是对李白和高适关系改编和重塑的想象力。你可以指责他胡编乱造，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理想主义。如影片中高适所问程公公，“人生憾事不多吗”？多，但在想象中便可一一弥补。真实的历史中，高适与李白是“一见如故，再见陌路”。而在想象中，744年才得以结识的李白，可以提前二十年与之在洞庭湖畔结伴少年游，同登黄鹤楼，可以在首次去长安时就见到据说35岁前（746年）没去过长安的杜甫，可以和李白有扬州的一年之约，共享长安胡姬酒肆的狂欢之夜，还可以救下大英雄郭子仪，757年永王兵败后救下李白。如此，《侠客行》当然是为自己而写。这才是理想中的盛唐，诗人，和友情该有的模样。

重点是高适讲述的这四十年的时间，是一段盛唐由盛转衰的历史，是以盛写衰。而我们的主人公在其中，当然必须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那一个。

至于高适眼中的长安，作为影片叙事空间主体的长安，刚刚听说《长安三万里》在洛阳路演受阻，因为全片只字不提洛阳，还把洛阳发生的事情移至长安、扬州。其实在错乱的时间和人物关系中，又何必计较一个地名？长安早已不复存在，三万里也是虚指。长安为虚，三万里为虚，洛阳可为长安，南京可为长安，一切繁华旧都皆可为长安，这不过是一个盛世的符号。这个长安，在高适的眼中，一半是战乱，一半是歌舞，如《燕歌行》中的名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但影片令人不安的一点是，他把李白也划在了那歌舞的一半。

回到高适和李白的友情，既着力写友情，是怎样的友情？相识于偶然，相慕于才华，李白鼓励高适“你心中的一团锦绣，终有脱口而出的一日”，“大鹏终有直击云天的一日”。影片里高适有一句特别重要的独白：“李白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是吗？”这是一句真实的疑问，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并不是同路人，是价值观不一致的朋友。

他反对捷径，视干谒行卷入赘皆为捷径，“天下间的捷径，岂是为寒门所开？”“他是我见过的最天真幼稚的人。”他所郁结的是，祖传的高家枪法，原为上阵杀敌之术，为求功名只能用于在晚宴上讨好妇人，博取掌声。琴棋书画风雅之术，皆不精通，无讨上欢心之术，他得出结论“无名之辈不该来长安”，必须回乡苦练，待时而出。

他还反对放浪形骇的浮华生活和修仙之术，怪力乱神。他震惊于扬州和长安的狂欢之夜，“以兄这等才华要消耗在这夜夜笙歌之中吗？”在将进酒的致幻中他们仿佛融为一体，但酒醒之后就决然告别。

有人说，高适看到的全是结果，不知过程，全是行为，不察动机。但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来说，他看到的已经是全部。高适口述中的李白，其意义不在于他们的关系真实与否，而在于他让我们联想起一系列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一体两面的描述：诗酒与远方，此世与彼岸，出世与入世，拯救与逍遥。他们的关系并非对立，如古希腊的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也不是简单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体两面，也是悖论，是终南捷径和虚无主义的两难境地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终极理想。在影片中，李白的理想高适做到了。两人诀别时，高适说：“人间的路走不通。你是谪仙人，要回天上。我是世间人。只能在世间徘徊。一笔一划，驰骋疆场。”李白送给高适的诗是：“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两者相比，境界高下立显。

很难去界定高适的成功。《旧唐书》中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安史之乱后方得其时，大器晚成，李白是大器免成，终其一生完成了他的失败。“生在盛世，你我当为大鹏”，只在诗与酒的幻觉中实現了。政治的历史多半是胜利者书写的，文学的历史往往不遵循这一冷血的法则。高适对李白和长安的讲述，不是成功者口述的历史，如果将之视为一个失意者对另一个失意者的致敬，对盛世的追忆，对无可挽回的衰败的叹息，对诗在长安在的信念，这才是他与众多中国人深深共情的原因。

作者简介

作者系省影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院长。